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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09-04-09 18:02   作者: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但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也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而魏源则是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代表之一。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中,他参加过浙东的抗英斗争,对英军的战舰、大炮等新式武器的威力有一定了解。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受林则徐嘱托,于1842年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命题。所谓“师夷”,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今天看来,这是非常普通的主张,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魏源生活的时代,这可是石破天惊之论。因为当时中国古老而沉重的国门刚刚被打开,人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传统的“天朝上国”、“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对“以夷变夏”是想都不敢想的。为了说服人们接受自己的“师夷”主张,魏源不得不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夷”与如今来自欧美的洋“夷”作一番区分。他写道:所谓“蛮狄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而未知“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外国人。我们虽然顺从习惯,将来自欧美的外国人称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历史上的土“夷”是不同的,他们“明礼行义,上通天像,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是天下的“奇士”、域内的“良友”,值得我们学习。他还批评那些坚持“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反对“师夷”亦即向西方学习的人,是株守一隅、夜郎自大的“夏虫井底之蛙”。

    当然,他也提出,向西方学习,并非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要学习西方的“长技”,也就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西方的“长技”呢?基于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中国军队武器的落后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他还依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在书中对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量天尺、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天船(热气球)、风铳(气枪)、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天炮、水琴、风琴、风锯、水锯、风磨、水磨、吊桥、显微镜、自来水、自转礁、乐柜(管风琴)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还提到了刚刚发明不久的意大利伏打电池、静电仪、避雷针等。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魏源所介绍的这些“夷之长技”都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是万万不可学的。一旦学了这些“奇技淫巧”,一个人就可能玩物丧志,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也会因此而败坏下去。当时一些愚昧无知的顽固保守派官僚和士大夫,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反对“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的。对于这种观点,魏源进行了严肃批驳。他指出:古代的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这些难道也是形器之末?指南针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这些都是有用之物,是奇技但不是淫巧。今日西洋的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供民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夷之长技”不仅不是“奇技淫巧”,相反有利于国计民生,符合“圣人之道”。他特别强调,“师夷”必须抓紧时机,加快进行,因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才能不失时”,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师夷”是等不得的。

    在魏源看来,“师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制夷”。所谓“制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战胜和制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如果说“师夷”体现的是魏源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制夷”体现的则是魏源思想的爱国性。“师夷”与“制夷”,开放与爱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分离,更不能割裂。不“师夷”,就不可能“制夷”,但“制夷”又必须以“师夷”为前提。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已使魏源初步认识到中国远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落后,落后者只有向先进者学习,并奋起直追,才有战胜先进者的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永远挨打,永远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和蹂躏。

    魏源进一步指出,“师夷”有“善师”和“不善师”之分,“善师”的人,才能制服“四夷”;“不善师”的人,则被“外夷”制之。可见,“善师”与否,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那么怎样才是“善师”呢?首先,要“洞察夷情”。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前提。用魏源的话说,要“师夷”,必先了解夷情,要了解得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一清二楚。而要了解夷情,就应设立译馆,翻译夷书,把西方国家的有关情况介绍给中国人。在《海国图志》中,他就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族风俗、文化教育、宗教历法等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其次,要重视人才。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条件。在他看来,得一伯乐,天下就没有不能驾驭的良马;得一良将,天下就没有不能抵御的外侮。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为解决“师夷”人才的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试验,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再次,要奋发图强。这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他指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但只要我们发愤图强,振奋精神,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不说空话、大话,脚踏实地地苦干、实干,充分利用“天时人事,倚伏相乘”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学过来,那么中国就一定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成为像欧美那样的富强国家。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还有的人虽然对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惨败痛心疾首,要求“攘夷”“剿夷”,但他们提出的“攘夷”“剿夷”办法是老一套,缺乏可行性。而魏源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稿件单位:责任编辑:刘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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