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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悲哀

来源:经济观察网  时间:2009-04-08 17:23   作者:

 

    1847年,在历时半年的一次远游里,魏源在香港短暂地停留了一天。他购买了一本《世界页册分国地图》,对于眼前的景象感慨不已。

    六年前,他在浙江再度见到了好友林则徐。那时,这位1839年前往广东销毁鸦片的钦差大臣已被革职,暂时受命在镇海抵抗英国军队。而魏源的身份则是过去两年中的第三位钦差大臣裕谦的幕府内参议,裕谦在1841年2月接替了琦善。

    他和林则徐相处的时间很短。魏源发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毫无用武之地,尽管一年前,他就根据一位被俘英国军官安突德的自述而写出了《英吉利小记》,这是中国人第一篇系统介绍英国的文章。魏源回到了扬州,自从1831年,他就住在了这里,成为两江总督陶澍的私人幕僚。这似乎变成了他的宿命,他在通向权力道路的科举考试中总是不成功。

    1802年,8岁的魏源参加童子试。这是科举考试中的最初一级,胜出者可以取得“生员”资格。主持考试的县令提上联,考生对下联。对联是中国读书人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他们在字句的过度推敲里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情趣。主考人指着茶杯中画的一幅太极图说 “杯中含太极”,魏源则对“腹中孕乾坤”,他怀中正揣着两块麦饼,准备回家的路上吃。

    这次天才般的耀眼,在魏源日后的科举道路中再未重现。1821年,他才成为副贡生,而进士的身份一直要到51岁时才到来。在此期间,他四处游学、交友,并成为一套重要丛书的总编辑。他22岁前往北京并居住过一段时间,在此他成为了一个官员与知识精英组成的团体中的一员,这包括一个他的同乡构成的湖南士大夫的圈子,其中有贺长龄、陶澍,另外也有林则徐、龚自珍这样的人物。

    除去风雅的诗词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智力游戏,这一群体的主要热情是对于现实政治与社会的改变。出生于1794年的魏源,一生目睹着一个旧王朝如何在陌生的挑战和社会内部失序的面前,风雨飘摇,无力应对。在他8岁成为生员的一年之后,他的家乡湖南邵阳发生了大饥荒。而之前,湖南、贵州超过30万的苗人起义,已持续了十年以上。饥荒把邵阳推到了生存的最边缘。但是,县政府却没打算在税收上有任何让步。在一场民变即将爆发时,魏源的祖父 “慨然赴县”,“代完一郡之饷银”,老人家在上演完中国读书人高风亮节的一幕之后去世。而魏源的父亲正在江苏当一名低级官员,他的家族开始衰落了。

    贺长龄在1824年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当时知识氛围中新空气的代表。代表着清王朝权力与繁荣顶峰的18世纪已经过去,流淌在盛世背后的思想压抑、缺乏个性的考据学风也正遭受质疑。

    18世纪的种种后遗症已突显出来,人口递增一倍所带来的资源紧张感四处可见,对于魏源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获取功名的难度明显增加,因为应试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而录取名额却没有增长。况且,考试的题目与录取方式,也与这个变化的时代毫无关系。

    因此,那些落第的知识分子经常成为高级官僚所雇佣的非官方的顾问,提供法律、财政上的帮助或仅仅是提供智力上的愉悦与刺激,支付他们酬劳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这些官员,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趋向——权力正在由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在魏源去世的1857年,这种趋向确定无疑。

   《皇朝经世文编》是从清代学者四处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大部分内容集中于财政、公共工程与军事方面。而漕运、河工和来自亚洲腹地的军事骚扰,正是清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魏源显然对于那些沉溺于文字游戏和传统、对于社会危机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与官僚阶层不屑一顾。当然,他也没有摆脱这一模式,通过重新诠释伟大的典籍,来为他所推行的思想与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基础。今文经学,在他手中,既有学术的目的,更是政治与派系斗争的手段。

    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因为外来力量的到来而加剧了。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我们在他的文章里经常发现这一描述:没有一年,我们不担忧黄河水的泛滥;没有一年,我们不提高治理河道的资金;而且一些从来没发生过的事也发生了,鸦片在国家四处蔓延,白银则不断外流……现有的政治体制已无法应对这些新旧结合在一起的挑战,和 在1899年的被处决,反映了政治体制满足于将一两个贪官法办,而放弃了对整个肌体改变的可能性。

    魏源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一直在写作大量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他不断地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必须广泛地寻求知识精英的意见,才能恢复国家的活力。而他自己的经历却是他期待的图景的反例,这既有个人命运的不幸,更与时代的气氛相关。1830年,他主动请求到新疆从军,到了甘肃嘉峪关时,叛军撤退了,他只好返回。在1841年与林则徐相遇不久,他就因自己的观点无法被采纳,而回到扬州。8月,林则徐的最终判决也下来了,他再次被革去四品卿衔,流放伊犁。魏源在江苏镇江等待老友,做可能是他们最后的相会。林则徐把在广州收集翻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交给他,希望他撰写《海国图志》。

    接下来的一年多,是魏源一个高产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失败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1842年7月至12月,他分别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前者回顾清朝开国以来的主要战役,期待寻求繁荣与衰落的原因,而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试图全貌地认识世界的著作,“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主要观点。

    不过,1847年的那一次短暂的香港之行,仍在极大程度上震惊了他。1840年12月琦善和鸦片商人义律签订的《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时,这里还不过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小渔村,北京与伦敦都以相当鄙夷的态度谈起它。但仅仅7年之后,魏源就看到它 “化为雄城如大都会”、“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

    十年后,魏源病逝于杭州。在生活的最后时光里,他终于在1845年的候补殿试中成为了三甲九十三名进士中的一员,并成为扬州的一名地方官。在他刚刚准备在一个区域展开他的政治才华不久,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开始了,魏源在扬州提倡团练抵抗太平军……

    在日常事务之余,他仍在继续增补《海国图志》,但它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中国的知识精英似乎仍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在生命结束前的三年里,他彻底遁入了佛教的安宁之中。但在1854-1856年间,日本人至少翻印了21个版本的《海国图志》,日本精英期待这本书很久了,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西方的挑战。

 

 


稿件单位:责任编辑:刘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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