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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史新编》看魏源的元史研究

来源:  时间:2009-01-23 17:44   作者:

 

    今年是魏源诞生210周年。岳麓书社适时推出《魏源全集》,其中有《元史新编》一种。承书社不弃,委托我在该书付印前审读一遍。我以前对元史和蒙古史虽有所涉猎,但对《元史新编》这部书并没有研读过。这是为何呢 ?一方面是由于此书自1905年由慎微堂刊行、1936年由上海光大书局铅印后,再未重印或重版,不易寻找,另一方面是由于史学传统的影响,即史学界人士历来只重视体现第一手资料的《元史》,而对重编诸书都不甚重视。我记得在上大学时,老师就说要研究元史,第一步是先将《元史》认真地通读几遍,至于后来重修的几种元史,并不怎么提。

   《元史》虽被认为是必读书,但其成书不久,解缙、徐一夔等即表不满,后又遭到清朝学者顾炎武、朱彝尊等的严厉批评。《四库提要》称:“《元史》之舛驳,不在蒇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于后人之议。”故魏源也批评“宋濂、王祎皆系文士,疏于考订,昧于衮钺,有史才而无史学、史识。八月成书,是以疏舛四出,在诸史中最为荒芜”。

    《元史》既然编成这个样子,为何还受到重视呢 ?
  

  这就是因为研究历史的人总是重视第一手资料。《元史》虽然成书仓促,只是把一些原始材料抄凑在一起,虽然“芜杂”、“错乱”,但它抄集的毕竟是原始档案,是第一手史料。正如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的出版说明中所讲的:《元史》“四十七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全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历朝实录的摘抄,史料价值较高”,“五十八卷志,八卷表的史料,除顺帝朝部分之外,绝大部分采自元文宗时所修的《经世大典》,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各志中看到”。这一点显然是续修和重修诸书所“不能取而代之”的。

  但《元史》一书的缺点无可讳言。一部好的史书,不仅要求有完备可信的第一手史料,而且要体例严整,文笔精炼,议论深切。这也就是所谓史才、史学和史识。旧的《元史》既不具备这些优点,那以之衡量魏源的《元史新编》又怎样呢 ? 经过最近仔细阅读该书,我认为该书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魏源可称为一位史才、史学和史识兼备的史学家。

  首先,从史料方面讲,魏源不但收集了包括《元史》所收资料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考订和整理。他自称曾“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 《拟进呈〈元史新编〉表》,并广泛收集域外史料,吸收前人成果,对一些历史的空白作了补充。例如,元初的《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开国事迹,被当成绝密资料,藏之金匮石室,连史官也不能看。元朝中叶修《太祖实录》、天历年间修《经世大典》时,都曾请求查阅,但均未获准。所以,《元史》作者在写元初三帝本纪时,只能根据传闻,结果事实颠倒重复,年代不准。魏源根据后出的《元朝秘史》等书及域外史料,对从太祖至宪宗四朝的史实进行了大量补充。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元史》中没有西域传,《元一统志》仅载内地各省情况,缺少漠北、辽东、西域的详情,《元史·地理志》仅有一《西北地附录》。针对这种疏阙,魏源创补了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服各国传,并根据耶律楚材《西游录》、《刘祁北使记》、《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补叙了一些西域的情况。

  其次,在体例方面,魏源采纳了刘知几、郑樵等人的意见,并仿照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司天、职方考”置于列传之后的先例,将《元史新编》的列传置于表、志之前。而列传的编写,又改变《元史》一人一传的形式,首创“以类相从”的形式。对旧志,则或删或补。所有这些体例上的改变与创新,都有利于史料的安排与叙述上的方便。

  又次,讲到史识,魏源可称为具有进步史学观的史学家。《元史新编》是他晚年的作品,其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危机,故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所爱的国家乃是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所以,他并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狭隘立场来看待中国历史的。因此,他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不但写成了《元史新编》,而且还写过一部《辽史稿》,惜未存留下来。由于研究少数民族史,也就必然关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就为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开导了先路。魏源认为,后人对元朝的统治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多半是沿袭明朝人的说法。在《元史新编》中,他对明朝人的民族主义偏见,多处给予了批评。他说:“明人好訾前代,每谓元起朔方,混一中夏,创制显庸,以辽、金新附者为汉人,以宋人为南人,以此用人行政,皆分内外三等。内色目而疏中原,内北人而外汉人、南士,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其用人,则台省要官,皆据于世族,汉人、南人,百无一二。中叶以后,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贤翰林院大学士而止,从无入相秉枢之事。以臣观之,殆不尽然。方太祖、太宗开创之初,即以耶律楚材为相,其所举用,立贤无方。世祖混一南北,复相史天泽,而刘秉忠参赞大计,已同内相。其馀如赵璧、宋子贞、张文谦、姚枢、许衡、叶李等,并入中书辅政。初无内蒙古、色目,外汉人、南人之见。惟中叶以后,始分畛域。” (《拟进呈〈元史新编〉表》)

  这就是说,只是到了元朝后期,蒙古统治者才明显地歧视汉人和南人。这种观点,显然是建立在对史实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仅此一点,即可看出,魏源堪称为别具慧眼的一代史学大家。(原载:光明日报, 2004年6月8日 )


稿件单位:责任编辑:刘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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